第29章 电话（1 / 1）

深夜。

整个校园都埋在黑暗里。

路灯把梧桐的影子拉成扁平的墨团，歪歪扭扭地铺在地上。

八号楼宿舍，四楼朝北的窗口透出一点手机屏幕的蓝光，整个楼面都是黑的，只有那一点光，像一只萤火虫贴在窗玻璃上。

我躺在铁架床上，盯着上铺的床板发呆。

天花板上有一条从窗口折射进来的光带，晃动如水纹，路灯的光穿过梧桐叶子照进来，被风吹动，在天花板上来回摇摆。

上铺的床板上有几道指甲抠出的划痕，不知道是哪个师兄留下的，还是我自己睡不着的时候抠出来的。

宿舍里有人在打鼾，声音不重，但规律得像钟摆，每一下间隔都一样长。

另一张床上有人在翻了个身，铁架床吱呀响了一声，弹簧在床垫下发出生锈的叹息。

手机在枕头边震动。

屏幕亮起来。凤凰传奇的彩铃刚响了一句，我就接起来了。接得太快了，像是躺在黑暗里一直在等它响，已经等了一个晚上。

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。

干涩，紧绷。

像刚喝过一口烫水，嗓子还没缓过来。

不像平时说话的声音，不是生病的那种哑，而是像一根被拉得太久的橡皮筋，绷得太紧，随时会断，你用肉眼都能看到那上面的裂纹。

“林林？，睡了没？”

我说没睡，正在写论文。

其实我什么都没干。

电脑在下铺的桌上黑着屏。

论文的选题还没定，导师催过一次。

我躺在床上，一直盯着天花板上晃动的那条光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只剩下风声。呼呼的，从听筒里传过来，又远又近。像有一只手在话筒上盖了又松开。

“妈在平河大堤上散步呢。”母亲笑了一下。笑声被风撕碎了，断断续续的，像一张纸被扯成碎片扔到空中。”今晚月亮挺好的。”

我嗯了一声。除了嗯，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

她又问钱够不够。我说够。

“该吃吃该喝喝，别省着。”

我说我妈你也是。

电话那头又沉默了。那种沉默和刚才的自然停顿不一样，是有什么话堵在喉咙口。我听得出那种沉默。母亲想说点什么。也许是想说”剧团的事太累了”，也许是想说”最近压力很大”，也许只是想说”儿子你跟我说说话”。但她什么都没说。她只是把话咽了回去。我听过无数次这种沉默，每次都假装没注意。

我想象她此刻的样子。

穿着那件米色碎花衬衣，藏青色西装裤。

站在平河大堤的栏杆前，栏杆是铁的，生锈了。

风吹乱了她的短发。

河面上应该有月光，碎成一片一片的。

妈妈她的手机举在耳边，另一只手握着栏杆，指节泛白。

我想说妈你早点回去吧。但我没说出口。

手机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，蓝色，冰凉。

我看见自己在上铺床板上的倒影，一个瘦长的年轻人，锁骨突出，喉结在吞咽时上下滑动，眼睛下方有一圈暗色的阴影。

母亲的声音还在从听筒里传过来，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风中翻飞。

“好了，你早点睡。”

然后她挂了。

通话时长3分12秒。

我盯着那个数字。3分12秒。又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时间，凌晨一点十七分。她在平河大堤上散步到凌晨一点十七分。

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。翻了个身。闭上眼睛。没睡着。

大概是过了十分钟。我拿起手机，回拨过去。

没人接。

再拨。还是没人接。

我坐起来。

心跳突然加速了。

可以听到心跳的声音，砰砰的，在安静的宿舍里格外清晰。

脚踩到了冰凉的地板上，秋天还没到，但晚上的地板已经很凉了，凉意从脚心往上传。

我站起来，穿着大裤衩，光着膀子，站在宿舍的过道里。

卧室里黑糊糊的，走廊尽头的应急灯泛着陈旧的绿光。

我握着手机，听着里面嘟嘟嘟的回铃音。

那回铃音响了好几遍，一直没人接。

我把手机拿下来。屏幕的光熄灭了。周围重新沉入黑暗。

我站在过道里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。

我站在这里，光着脚，穿着大裤衩，打给母亲。

她刚才给我打了电话，说完晚安。

我却站在这里，心跳加速地回拨，只因为她在深夜的平河大堤上散步。

我到底在怕什么？

我说不清楚。

是怕她出事？

还是怕她不是一个人在那大堤上？

我不知道。

我站在那里，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。

我回到床边，把手机扔回枕头边。躺下去。

第二次深夜来电，我已经不那么紧张了。电话响了，我翻了个身，看了一眼屏幕，是母亲，接起来。母亲说”没事，就是想问问你睡了没”。我说”睡了又被你吵醒了”。她笑了笑说”那行，你继续睡”。挂了。

第三次，我学会了在电话响三声后接起。

第四次。我已经不再回拨未接来电了。

从敏感到不敏感。

这就是母亲从我生活中逐渐退场的过程。

每一次挂断电话，她都在往后退一步，从儿子生活的重要位置退到边缘。

而我站在原地。

没有追。

我不知道怎么追。

平河大堤。我后来经常想起那个地方。

黄昏。

天边的云被落日染成铁锈色，像铁皮上生了锈。

河水泛着铅灰色的光，水流缓慢，夹带泥沙。

大堤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几棵歪脖子柳树在风里甩着枝条，柳条乱舞。

母亲站在栏杆前，头微微低着，手机贴在耳边。

风很大，把她刚剪短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，她没抬手去理。

天空铅灰色的云层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，速度很快。

半个太阳卡在河对岸的火电厂烟囱之间，刺目，但不温暖，像一只没有温度的眼睛。

母亲的短发在风中飞舞，像一面被扯碎的黑色旗帜。

她穿了一件米色碎花衬衣，下身是藏青色西装裤，平底皮鞋。

衬衣下摆被风掀起又落下，露出腰间一小截白皙的皮肤。

她的腰还是很细。

她一只手握着手机，另一只手搭在栏杆上，指节泛白。

“嗯，我知道。”她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，像收音机信号不好的时候的广播。

“明天去文化局盖章，审批应该没问题。”

“你别担心我，我这么大个人了。”

她说着说着，声音就低了下去，低到几乎被风声吞没，像一个人把手伸进水里，越伸越深，直到看不见。

她深吸了一口气。

我听到她吸气的声音了，很深的一口，像要把什么话连同这一口气一起吞回肚子里去。

“行了，你忙吧。”

挂断电话后她没有马上离开。

她没有像平常那样挂断电话就急匆匆地回家做饭。

她靠着栏杆站了很久，久到她自己也忘了时间。

风把她的衬衣吹得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一道瘦削的腰线。

她抬手抹了一把脸，是从下往上抹的，掌根从下巴推到颧骨，不知道是在抹眼泪还是在抹灰。

这是2002年春天的某个傍晚。母亲42岁。她的剧团刚拿到了平阳文化局的演出批文。我在平阳读大学，每周打一个电话回家。母亲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困难，她唯一的词汇是”忙”和”没事”。但风替她说了。她那干涩的声音、紧绷的语调、沉默的空白，替她说了所有她没说出口的话。

平河的水面泛着夕阳的碎光，像撒了一层碎玻璃在水上。

母亲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，从她脚下一直延伸到大堤的堤面上，斜斜的，瘦长的。

她的短发在风中乱舞，遮住了半边脸。

即使从侧面看，她的轮廓依然清晰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消瘦的下颌线。

她今年瘦了很多。

风吹过来的触感，温热，干燥，夹带着河水的腥气和远处电厂飘来的煤烟味。

她握着栏杆的手很凉，指尖的温度被铁管吸走。

铁锈在她的手掌下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她的眼角有没有泪。

这个问题我在多年后被反复追问过，但谁也不知道答案。

那天在场的人只有她自己，而风已经替她把眼泪擦干了。

第一次母亲站在大堤上打电话时，我在宿舍里辗转难眠。第二次，我翻了个身继续睡。第三次，我看了看来电显示，按了静音。母亲的电话从”重要”变成了”日常”，从”不能错过”变成了”可以稍后回拨”，从”深夜来电”变成了”下周再说”。

大学食堂。

中午。

下课铃刚响过，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来，川流不息。

餐盘碰撞声响成一片，不锈钢的盘子碰在一起，叮叮当当的，夹杂着说话声、笑声、隔座的喊叫声。

我坐在角落的位置，面前摆着一碗兰州拉面。

汤面上飘着几片香菜，几片薄得透明的牛肉。

热气往上升，模糊了视线。

手机响了。

屏幕显示：妈。

我接起来，用肩膀夹着手机，一面吃面一面说话，筷子夹起面条，吸溜一口，嚼着。

“吃了没？”

“吃了，在食堂呢。”

“钱还够不够？”

“够。”

“不够就说，别硬撑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沉默。

“那行，你吃饭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通话时长：1分08秒。

这是我和母亲之间的标准对话模板。多年来从未变过，像一段被写好的剧本，每一句台词都被固定了位置。”吃了没”等于”我关心你”。”钱还够不够”等于”我还能为你做什么”。母亲想问的远不止这些。她想知道我在想什么、有没有交女朋友、功课跟不跟得上。但她从来不擅长问这些问题。她只能回到最安全的轨道上去。我知道她的潜台词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挂断电话后，我把面汤也喝完了。

碗底剩下几片香菜叶，我用筷子拨到嘴里。

看了一眼通话记录，最近一周，母亲打了三个电话。

其中两个我是在食堂接的，另一个是在去上课的路上接的。

我站在教学楼门口，顶着风，听母亲说了两分钟剧团巡演的事。

她说她要去平阳演出，说那个大剧院很大，说观众还不少。

我记不清她具体说了什么。

只记得风很大，我一只手捂着手机，侧着身子挡风。

周末。

我和几个同学在校外的小饭馆聚餐。

包间里很吵。

有人在划拳，声音嘶哑；有人在唱K，跑调跑到西伯利亚。

桌上杯盘狼藉，花生壳、骨头、用过的纸巾堆了一桌。

我喝了几瓶啤酒，脸红扑扑的，胃里暖烘烘的。

手机震动了。

母亲打来的。

我走到走廊上去接。

走廊的日光灯惨白，照在墙皮剥落的墙面上，投下僵硬的直角影子。

头顶的排气扇嗡嗡地转，像一架小型飞机在头顶盘旋。

风从排气扇的缝隙里灌进来，带着厨房的油烟味和冷水的味道。

我靠在墙上，墙是冰凉的，透过T恤传到背上，把手机贴到耳朵上。

母亲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，带着一点笑意。那种笑，和我平时听到的不太一样，更放松，像她正在一个让她开心的场合里。

“在干嘛呢？”

“跟同学吃饭。”

“又喝酒了？”

“就两杯。”

“少喝点，伤身体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母亲轻笑着说：“得了吧，妈也不指望你惦记，倒是你，好歹也给家里报个平安。”

我吸了吸鼻子，说知道了。

就在挂电话的那一刹那。我的手指已经按在挂断键上了，正准备用力。突然，从一个我没想到的方向，有一个声音透过听筒传了过来。

一个男人。隔着电话线。隔着一段距离。

“来晚了来晚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”

即便隔着电子信号，那声音也如此富有磁性。低沉，浑厚。像磨穿过三千张老牛皮。不是故作深沉，是一开口就带着底气的从容。

我握着手机，一动不动。

手指僵在挂断键上。

远处的生日会场传来笑声和音乐声。

走廊里的排气扇继续嗡嗡地转。

我听了一会儿。

我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，只是把手机贴在耳朵上，不听那声音了。

通话已经结束。

那个声音在我脑海里扎了根。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。只是”来晚了来晚了”五个字。而是那声音的质感，低沉，浑厚，像一层厚实的布料铺展开来。我不认识那个声音，但我确信那不是父亲的声音。父亲的声音更尖，更紧，像一根绷得太紧的细绳。

我把手机揣进兜里，走回包间。

迎面被陈若男糊了一脸奶油。

她咯咯笑着从我身边跑过去，留下一脸白色的奶油。

我笑着骂了一声，扯了一张纸巾擦了擦。

坐下来，喝了一口啤酒。

酒是凉的。

但那个声音还在耳朵里，像回声一样，一圈一圈地转。

回到饭桌后，表面上一切如常。

继续喝酒，继续大笑，继续和同学扯淡。

我甚至和李俊奇干了一瓶。

但我的眼睛在某个瞬间失焦了。

盯着桌面上的某盘菜，看了半天，其实什么都没看进去。

陈瑶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咋了？”

“没事。”

然后继续夹菜，继续嚼。

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后，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上铺的床板被晃得吱吱响。

我反复回想电话里的那个声音。

母亲身边有其他人。

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再也无法消除了，像一颗种子在泥土里发了芽，拔不出来。

这不是第一次。

我已经见过131号码的通话记录。

但这是第一次，那声音穿过电子信号，直接击中我的耳膜。

我翻了个身，盯着天花板，天花板上那条光带还在晃动，水纹一样。

那声音像一根刺，扎进了我的记忆深处，不深不浅，不至于让我流血，但每动一下都碰得到它。

第一周，每次想到那个声音就心跳加速。

第二周，我试着不去想。

一个月后，那个声音已经成为记忆背景中的一个模糊的斑点，几乎忘记了。

我以为自己忘了，直到后来在华联商场看到一个穿浅黄色短裙的女人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我又突然想起了那个声音。

不知道为什么。

也许是因为那女人身上的香水味。

也许不是。

宿舍。

深夜。

熄灯后。

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想起母亲手机里的通话记录。

那个131开头的号码。

最长通话时间二十五分钟。

我记得那个数字，因为我在心里反复默念过，像一个咒语，像一个我不该记住却怎么也忘不掉的东西。

脑子像中了病毒的电脑，总在一个画面上卡住。

我没有问母亲那是谁。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”妈，你手机里有个131的号码是谁？”。这句话在我心里演练过很多遍，在洗澡的时候，在走路的时候，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。但每次电话接通，我听到的只是母亲问”钱还够不够”，我就把话咽了回去。她不说，我不问。这是我们之间最默契的地方，也是最残忍的地方。默契是好的。但这种默契，意味着我们在互相回避同一个事实。

手机屏幕的光映在黑暗中，照出我自己的脸，眉头皱着，嘴唇干裂。

我盯着通讯录里母亲的名字，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。

没有按下去。

我把手机放到床头柜上，翻了个身。

窗外传来风声，和平河大堤上一样的声音。

我闭上眼睛，等天亮。

这件事在心里生根发芽，越埋越深。

它不会消失，只是被日常生活的沙土覆盖了一层又一层。

直到某天，一阵风吹开那些沙土，它就会再次露出地面。

我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呼呼地响，像一个巨大的洞口在呼吸。

我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要多想了，睡觉。

但脑子不听话。

那根刺还在那里。